物价问题，从年初热到岁末，牵连着民生苦辣酸甜，也催生出政府强力调控。
怎样去认识新一轮涨价的深层原因？怎样去把握市场消费的演变趋势？怎样去抉择政府调控的科学思路？我们需打开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启示。
观察新一轮物价上涨，从应对金融危机看，这是刺激性政策带来流动性的泛滥；从全球贸易体系看，这是国外大宗商品涨价的输入性传导；从市场调节周期看，这是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波动；从自然灾害发生看，这是供求关系的暂时性失衡……
我们何妨转换一下视角，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背景去审视、去把握？
就以首当其冲的农产品价格调控为例，我们来解析一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以“中国制造”的奇迹般崛起为荣光。殊不知，我们所打造的“投资洼地”，我们所张扬的“比较优势”，都是以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以增长潜力的过度透支为代价的。如今，日益激化的征地冲突、资源抢夺、环保事件和劳资矛盾，正使中国经济经历难以承受的发展之痛，转型期的要素市场化已是势所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释放，看到了城市农民工收入上涨的传导，看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幕后推手。
另外，经济增长的刺激，财政利益的膨胀，政府政绩的竞争，正在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进程。特区扩容，二城现象，都市热潮，圈县运动，撤村并居，占补平衡，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扩张中，农地红线被轮番冲击，城郊菜地被楼群逼退，土地流转被一再加速，农业种植成本日益显现。
还有，农业资本化也在演进之中。资本的力量，在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发现土地的价值，改变产业的运行，加快结构的调整，重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在全球化、能源化、金融化的进程中，资本也在悄悄改变着农产品既有的价值形态和单纯的消费属性，创造更为多样的介入市场炒作逐利的机会和空间。
要素市场化，乡村城市化，农业资本化，将中国农业带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也为转型期物价温和上涨生成着深层的助力。
借助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增添了一些“非常规”、“不可逆”、“超预期”因素，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启示。
我们需要调控市场物价上涨，同时也亟应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尽管这一轮物价上涨尚属温和，但为什么社会反应如此强烈？就是因为百姓收入水平偏低。政府应该从这里去强化调控的着力点。从国富转向民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弱势群体生活救助和价格补贴机制，应是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发展的转型基点。这里，需要警惕借物价上涨抑制收入提高的倾向。一味靠降低生活水平、抑制消费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的思路，我们在改革前已经领受了太多的教训。在经济转型亟须启动内需之时，在生产要素价格开始“补涨”之际，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需要关心城市居民消费，同时也亟应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多少年来，有一个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社会总是很快形成热点；而当市场“价贱伤农”时，舆论往往表现出令人困惑的沉默和低调。这一现象的背后，还是长期的“城市倾斜”思维。再看这一轮调控，一些城市紧急出台政府限价令，集中抛售国家储备粮，菜价应声而落，粮价顿现颓势。城市居民高兴，地方政府轻松。但是，那些菜农粮农呢？民生并无城乡区域之别。在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被低估的情况下，广大乡村的民生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政府行政干预的应急之举终非长远之计。我们实行了减负农业、免税农业，还应为发展补贴农业、市场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创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需要遏制流通环节暴利，同时也亟应推进流通体制创新。大量市场游资在房地产“吸金”能力减缓的背景下，利用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盲区，瞄准一些易炒作的小品种趁机推波助澜，获取一时暴利，政府自应严加整肃。但是，媒体跟踪当下涨价的大宗蔬菜，虽然依然是“种菜的不如卖菜的”，但无论批发零售，也多在为成本挤压利润叫苦不迭。更重要的是，流通体制改革应有新的突破。一些城市推出的“农超对接”，建立直通车制度，固然可喜，也应推广。但我认为，更具深广意义的，应是放开、鼓励、扶持农民，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壮大起来，直接进入流通，进入市场。农民参与产业链条的延伸，可以合理分享更多的利益，避免单纯依赖生产环节的价格涨落。消费者也因为中间环节的减少，炒家机会的压缩，得到更为廉价的农产品供给。看一看海峡对岸的台湾农民，正是由于农会发挥了强大的共同经营的功能，才摆脱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宿命，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家庭小农经营制度，奠定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这应成为各地政府的借鉴。
从新的转型期视角看过去，显然，对于这一轮物价上涨，我们不可一味地局限于以往的认识，不可轻松地满足于一时价格回落的形势，不可盲目地沉湎于行政干预、强势打压的思路，还得有更科学的应对，有更长远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