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广东阳江，围绕辖区内第二大岛南鹏岛的权属争议，当地政府与承包者对簿公堂。1992年，当地企业家李宗岑与当时的海陵镇政府签下承包开发合同，合同期限为70年，20年后合同被政府认定无效，进而引发纠纷。

　　近些年来，“民告官”诉讼显得颇为平常了，但像阳江海岛之争般的“官告民”却还不多见。政府部门与公民（或法人）之间产生纠纷，更为常见的解决方式可能是诉诸行政职权与行政力量的应对，而较少通过启动诉讼程序的方式来解决。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在纠纷发生后，试图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争议的思路与方式。

　　阳江官民围绕海岛所存在的纠纷，核心争议在于20年前所签订承包开发合同的合法性。政府部门认为，彼时出面与李宗岑签订承包开发合同的海陵镇政府（该机关2010年8月已被撤销）并不具备对争议岛屿的法定处分权（其援引依据为1988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据此主张承包开发合同无效。但在《合同法》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中，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包括了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多种，并不包括无权处分一项。相应的倒是，无权处分作为效力待定合同类型有多种延展可能。其中，如果存在“权利人追认”的情形，则应认定合同有效。

　　回到这相安无事甚至是如鱼得水的20年承包时间，一座荒岛经过承包人的苦心经营而被评定为绿化达标，在此期间，县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此所谓“无效合同”不仅不存任何异议，恰恰相反还按时发放生态林损失补偿费、与承包人签订其他法律文书等，多种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政府对相关合同的追认效果。即便合同的订立期间镇政府属于无权处分，则上述后续行为亦应被视为“权利人追认”。更何况，此刻被主张为自始无效的这一纸承包开发合同，在彼时签订过程中，区林业局作为区政府司职林业管理的法定部门，全程见证并在合同上签章，合同签订地还是当地的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后者对合同办理了监证）。上述行为是否应被认定为县级政府部门对所涉合同的实际认可？

　　应当说，围绕南鹏岛所产生的权属争议，涉及历史、法律等多个方面，也有必要回溯彼时岛屿承包开发的来龙去脉。20年时间，同一座岛屿，之前是极尽全力推出去，现在却是想尽办法夺回来。上世纪90年代，央地多级政府提出绿化要求，而地方财政却对此无力支付、捉襟见肘，正是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的多方动员，才催生出李宗岑这样一个“造林功臣”。时过境迁之后，政府人事更迭、机构演变，政策规划的调整同时也应当而且必须有诚实信用的考量，尽最大可能尊重契约精神，以维护行政权力的公信力。事实上，针对海岛承包使用的历史问题，浙江的做法便是通过补办手续的方式予以合法性补正。

　　官民争岛风波，牵涉诸多法律问题，但却自始至终并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政府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除了基于可能存在的经济利益考虑外，还应当尽可能寻求政府与公民共同开发、利用的可能。按照政府部门说法，“国家需要用，不管谁承包肯定要交回来”，此种笼统的“国家需要”需要更具象的细分，如果只是因为一座荒岛经过20年绿化后变了模样，地方政府因此生出另起炉灶的心思，谋求另外的经济开发规划，则相关争夺更超出了合同纠纷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