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起公开征求意见的《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规定，听证会代表中，利害关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现职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9月22日《南方日报》）

　　
    如此明确地规定“听证代表中，利害关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现职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恐怕是首次。长期以来，由于听证代表的构成要求不明确、产生程序不透明，让听证代表的身份很尴尬。不排除其中有某些利益代言人，有和事佬，抑或成为“摆设”。听证代表鱼龙混杂，严重影响了听证效果。

　　
    听证会制度直接关系到各种民生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落实政策的可操作性，是现代决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目前的听证会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其“民主功能”、“科学决策功能”大大减弱。这些制度性弊端和漏洞，导致一些听证会效果“谬以千里”，事与愿违。甚至于“逢听必涨”，听证会成为“听涨会”。

　　
    听证代表的构成上，明确利害关系人代表的比例，并且“剥夺”现职公务员的代表资格，是一种“制度性修复”，也是制度性进步。把可能存在的不公正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更能“清晰”地听到民众的声音，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声音，这些声音更真实，更加原汁原味，即便有反对声，也是还原听证功能的“原声”。利害关系人代表有望给听证“兴利除弊”。除了从听证代表构成上完善听证制度外，还应该在确保听证公正公开客观等环节上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