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衣裳、烂雨鞋，针个盈盈的疼；阴凉凉的黑洞洞里，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黑脸脸、灰脸脸，醋个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这是山西阳泉煤矿工人岳建波写的反映矿工生活的《窑工》歌词。这里的矿工说，工作危险月收入不超3000元。(2011年5月4日《中国青年报》)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越是苦和累、危险的活儿收入就越低。拿种庄稼来说，风吹日晒，“早不见床脚，晚不见盘(饭桌)脚”，从年外忙得年内，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的纯收入还不如出去打工半个月的收入；拿煤矿工人说，这是危险的活儿，煤矿哪年不出事故不死些人？要养家糊口，就得下矿井，走进那个黑色的世界，在这个黑色的世界里每天坚守8个小时，低的每月不到2000元工资，高的也不会超过3000元。还好这些矿工比农民种田的收入要高，要不农民就不会去争着当矿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20759元和37147元，分行业看，金融和IT业的工资水平仍位居各行业的前两名。城镇非私营单位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为4.7∶1。金融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80772元。(2011年5月4日《京华时报》)也就是说，矿工的工资差不多是金融员工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个统计数字应是保守的。再说矿工的收入几乎是实打实的，而金融职工的福利更是可观的。比如河北省沧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员工15天年休假工资多达6万元，被称为“最牛加班费”。沧州农信社员工15天的年休假工资却比两个矿工辛苦干一年还多。安徽电力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报道说，每年每辆的租赁费至少6.2万元，加上其它费用，一辆车一年的消费保守算也要超过10万元。安徽电力一位副处级干部的公车消费却是4个煤矿工人的工资。

　　有人说，分配不平衡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的体制、政策不顺，而是结构失衡的结果。这个结论难以让人信服，比如垄断行业的工资福利高得令人咋舌，还是政策和体制问题。由于体制的问题，从而造成了非法获取等导致的非正常差距。如果体制顺，就不可能出现“最牛加班费”、“史上最牛工资”等等。

　　这段时间菜价跌得惨不忍睹，出现了3分钱一斤的包心菜、5分钱一斤的油麦菜、6分钱一斤芹菜……这样低的价格，种菜显然是亏。种菜亏损表面上看是流通、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汽油和过路费昂贵，这难道不与体制、政策有关系？每一次汽油提价都遭来诟病，但国家发改委却依然批准汽油、柴油提价。再说农民不种菜，种粮也难赚钱，年成好是薄利，年成不好就是亏。为什么会怎样，当然是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存在着问题。粮食收购价格定得低，国家补贴就应该高，问题是粮食收购价格定得低，粮贴又低，农民种粮低收入甚至亏损，而那些高收入群还吃着廉价的农产品，差距也就只能越拉越大。

　　在农业这个行业，暴富的神话几乎没有，但在煤矿业暴富神话却是俯拾即是。他们开着世界上最豪华的车，住着顶级别墅，其奢侈连外国富豪也瞠目，但他们开给矿工的工资却是很吝啬的。看起来是劳动者与资方的工资博弈机制失衡，但实质上还是体制和政策不到位。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以资本推动增长，在财富的创造中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忽视了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资本和资源推动型发展方式。在长时间中，着重用资本和资源密集推动经济发展，而劳动力过剩，工资又过低，结果必然是资本和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因此，转变发展的要素利用模式，平衡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利用结构，实际上是改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初次分配的一个关键。但这必须要在一个好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比如武汉市区45万餐饮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统一以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础上浮30%。在此前，武汉餐饮业部分职工实际拿到的工资甚至低于该市最低工资标准。“改变”得益于一场历时50余天、在中国当代劳资关系史上前所未闻的行业工资集体谈判。得益于行业工会硬气，当然行业工会硬气是因为武汉总工会在当幕后“老板”。因此，评论家鲁宁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起点。农民为什么成为最低收入人群，关键是没有话语权，没有集体谈判的机会。由此说来“武汉样本”值得推广，不过推广仍然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和体制上的变革。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不转变观念，只是调整结构，不从政策与制度性出发，让低收入者有话语权、谈判权，恐怕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