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税负高低不同，应该是通过法律手段的应征额与减免额界定，而非通过个人非法偷税、漏税的伎俩实现。因此，税收体系可以“抠门”也可以“大方”，关键就在于抠门与大方之间的价值评判，是推崇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抑或放任弄虚作假的流弊？

　　受经济增速趋缓、个人所得税改革、房地产交易量增幅下降相关税收减少等因素的影响，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中国财政收入9188.34亿元，同比(比去年同月)增加1328.03亿元，增长16.9%，连续第二个月增幅出现下降。财政部表示，后两个月中国财政收入累计增幅还会有所回落。尽管如此，前10个月中国财政收入已超过去年全年8.3万亿元的总和，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将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数据还显示，1—10月个人所得税收入累计5347.49亿元，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2011年全年个税收入5200亿元的预算目标。

　　如此华丽丽的增长速度，引发了公众深深的税负焦虑。近日一篇“香港单身青年年收入17.8万，只需缴税729港元”的微博引热议，内地纳税者感慨万分，随后又有“好事者”指出，说起香港税负低，澳门居民笑了，税负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人民日报》昨日发文证实，博文中的香港税负基本属实。最近一些媒体又在探讨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福布斯》杂志一般每两年进行一次全球税收痛苦指数的排名，而在近三次排名中，中国除了在2007年被排在第三位外，其他两次都被排在了第二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法国在税收方面最“痛苦”的国家。结论是否正确，国内议论纷纷，至于税收是否痛苦，民众大家心中自然有杆秤，但看完香港、澳门地区的个税税负，想说自己幸福，估计真不太容易。

　　香港薪俸税与内地个税的最大不同，是名目繁多的“减免额”。尽管企业福利、服务员小费都在课税范围之内，但同时有很多减免税项目，鼓励市民结婚、照顾长辈。比如生育一个孩子，可以获得5万元免税额，供养年过花甲的父母，每位老人又可以带来3万元免税额。因此，香港征税被称为“既抠门又大方”的税收。尽管我们几次调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但是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仍然相当不明显，工薪收入者成了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支撑，而真正高收入群体的纳税却得以遁迹于税收体系。这一现象的产生显然与现行的个税政策管理体制有关。现在的个人所得税都是单位代扣代交，这一制度能直接管住的就是普通工薪阶层，而对于那些高收入的中上管理者而言，就很难有效监管。尤其是私营企业，要分清哪些是个人所得，哪些是企业收入本身就是一件难事，所以，偷漏税变得极为容易。因此，我们的税收亦被评论为“既抠门又大方”的税收，只不过是对老实人抠门，对投机者大方。

　　税负不公平，自然无法让人幸福起来。中产阶层、工薪阶层、知识分子、公职人员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却因为守法成本高昂，而承担了比其他阶层更苛刻的责任。不仅如此，这种不对等还体现在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上。经济学把税收理解成“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意思是说，政府收了税，就必须为纳税人提供各种服务。如果交完税之后，纳税人对怎么花这些税款毫无发言权，甚至连钱花哪了都不知道，不要说人们纳税的自觉性无法提高，连政府向民众收税的合法性都有问题。公民有交税的义务，同时也有监督政府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权利；国家有收税的权力，但也有为纳税人服务并接受监督的义务。权利义务对等，人们才有幸福可言。

　　减轻对老百姓的税收，并不意味着要打击高收入者。政府应该将监管的视角放到那些依靠资本生财的富有人群身上，从而达到社会财富的整体平衡。个体税负高低不同，应该是通过法律手段的应征额与减免额界定，而非通过个人非法偷税、漏税的伎俩实现。因此，税收体系可以“抠门”也可以“大方”，关键就在于抠门与大方之间的价值评判，是推崇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抑或放任弄虚作假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