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13日，很多人都不记得或根本不晓得是个什么日子。媒体上鲜见有报道，纪念活动更是少得可怜。如果不是南京的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我们大概不会意识到这一天是国耻日——74年前的今天，攻陷南京的侵华日军举起屠刀，疯狂杀害了我们的30万同胞。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段伴随着耻辱的惨痛历史，已显得越来越遥远。

　　昨天，正当南京市民举行集会纪念死难同胞的时候，媒体传来了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年龄最小的幸存者赵斌老人病危。赵斌生于1937年11月27日，出生17天即遭遇南京大屠杀，是目前仍活着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赵斌的父亲当年是一名警卫人员，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孤儿寡母躲过大屠杀后，一直艰难度日。200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免费开放后，赵斌当了一名义工，致力于讲解历史，在接受采访时，一直都强调：不要忘记历史，不想被欺负就要自强。

　　我想，赵斌强调的两个观点，正是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对后人的全部意义。然而，遗忘，是人的共性，只有不断提醒，我们才能记住某些事情。对于日本侵华战争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由官方主持的全民纪念活动，是延续切肤之痛的最好方式之一。但从目前来看，饱受战争之苦的幸存者，是最活跃的历史宣讲者。他们通过座谈会、学术讨论会、接受采访、向日本政府起诉等多种方式，将历史与现实间的距离拉近，让战争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不至于淡得太快。

　　只是，人的生命太有限，经历过战乱的幸存者躲过了日本人的屠刀，但躲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数据显示，在198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人数为1756名；1997年，人数减少为1200名；2006年，人数降至400多名。今年10月1日，知名的幸存者倪翠萍老人逝世，到目前，全部幸存者仅剩百余人，不足200人。按这个趋势，再过10年，幸存者人数可能就是0了。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给予重视，想办法延续这些幸存者的寿命。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表现不尽人意。譬如年龄最小的幸存者赵斌，在摔倒送院救治近十天，他的同伴还不知情；赵斌所服务的江东门纪念馆也是在最近了解到情况后才去看望。至于地方政府，目前根本没有关于官员作出批示、表示重视之类的报道。此类情况并非个例。2007年，南京唯一慰安妇活人证雷桂英去世，当时有历史学者王炳毅就批评“相关部门对雷桂英的存在过于麻木。”他认为，倘若老人在清贫的家庭环境中，能够得到更多帮助，那么老人还可能活得长久一些。他希望政府部门能将对慰安妇、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制度化，让这一批民族历史血泪的见证者，可以有更为舒适的晚年。

　　南京大屠杀不是对南京人的屠杀，“九·一八”也不是东北人的“九·一八”，同样，战争中的幸存者也不只是他们那个家庭的幸存者。就像纪念南京大屠杀不能只限于南京人、纪念“九·一八”不能只限于东北人一样，对于大屠杀事件中的幸存者，我们也要给予政策上的保护。政府对历史文物可以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对珍稀动物可以划分一级保护、二级保护，为什么不对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同胞给予“特级”保护？保护文物，不就是为了保存证据，撰写历史么？相比较而言，这些活着的幸存者比文物的价值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开口说话，脑中还保存着大量的珍贵记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转瞬即逝。

　　我认为，如何保护幸存者，反映了我们对国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