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胶囊”事件正在中国扩大，目前已查封7700多万毒胶囊，逮捕9人，刑拘45人，包括一些地方的监管者。

　　人们固然希望企业和资本讲道德，但既然资本家愿为暴利冒被杀头的危险，在利润面前，道德也就不过是利润的“婢女”。因此，要使企业和资本讲道德，作为公权力的监管部门的严厉监督就必不可少，包括对敢以身试法者 “杀无赦”，看看他们是否真有勇气不怕杀头。

　　由此来看，若不时曝出各种骇人听闻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就不能仅仅把责任归咎于无良企业，而更应该反思监管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

　　以工业明胶的生产集中地河北衡水阜城县为例，早在2004年该地就已经被曝光一次，8年之后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只能说是地方监管不严和官员纵容的结果。因为人们看到，当工业明胶的生产厂家负责人企图一把大火毁灭证据时，竟是受当地一乡人大主席指使，可见在“毒胶囊”事件，资本和地方政府或至少是其中一些权势官员勾结之深。但可叹的是，该县副县长竟然在记者面前大谈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是如何采取很多措施治理生产厂家的，并把监管难的责任归咎于这个行业投资小、门槛低、工艺简单，以及一些不法商人、不法经营者故意逃避执法部门的监督，见利忘义。

　　没有不法商人，要监管者何用？副县长的“表功”，概而言之，只能说明当地政府采取的所有监管措施，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而已。进一步分析，阜城地方政府监管不到位的真实原因，是当地已成为工业明胶生产的全国四大基地之一。

　　固然，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来看，监管存在“无利不跑”、“脚软难跑”等问题。现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式，易造成监管真空，责任认定的模糊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推脱等；另外，监管者因经费福利的问题存在以罚代管现象，当违法企业成为其“衣食父母”时是不可能有效监管的。但在“毒胶囊”这件事上，笔者倾向于认为，造成监管真空的更本质因素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出了问题。例如，假如阜城不是全国四大工业明胶的生产基地之一，很难想像，在前次事发后的7年多时间里，监管部门会不知道企业用皮革废料生产的明胶被用于药厂！

　　当然，地方政府这么做也并非不可理喻，或者恰恰是理性的选择。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发展型政府来说，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等始终是政府优先关心和考虑的事项，但这样一来，势必使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发生“扭曲”，从而对食品药品的监管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在问题出现前，地方政府基于稳定税源的考虑，往往会优先选择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干预正常的监管，使得监管流于形式；二是在问题出现后，又出于保护产业的考虑，对问题企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不使企业和产业伤筋动骨。它产生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给企业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即出了事故后，政府都会给以保护，从而无形中放松了自我监管的要求。

　　一再发生的食品药品等人命关天的安全事故，提醒我们再不能抱着如此思路解决问题了。否则，势必会引起恶性循环，并对政府信誉的耗损也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