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形

　　最近，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在国内不断发酵。笔者认为，对国内近几年频发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对生命价值的漠视，而应透过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加以系统看待。

　　首先，这些现象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也暴露出法制、机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市场经济逻辑和资本趋利的本性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改变。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书中所指出，“带有市场的社会”和“市场社会”的不同在于，前者市场只是社会的交换工具，而后者市场成为调节社会利益和分配的主要机制。当前的中国俨然已成为市场社会，即社会的分类和分工呈现阶级化、群体化、利益集团化的倾向，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国家如何干预、改革，市场固有的机制总会使得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相对受损。中国式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模式有着它合理和成功的一面，但也有权力和市场紧密结合的弊病。

　　几千年来在中国“国家-家庭”两极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缺失了“社会”这样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个体)之间的权力机构。一直以来，这一缓冲区域被相对松散的“江湖”所填充。“江湖”成为个体谋求解决矛盾、宣泄不满、表达个体诉求的主要渠道，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便是表现之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译介，并没有让人们体会到“社会”作为介于国家和个体之间一极权力的真正含义，使公民社会的理念与权力成了无源之水。因此，作为个体的百姓和社会团体虽然被授予“监督”权力，但是没有制约的渠道和能力。这就使得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中，行业协会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以及个别监管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没能在萌芽阶段得到有效遏制。在这点上，欧美国家的社会功能值得学习。笔者曾陪同丹麦一家生产猪圈设备的经营者到中国定做猪圈的铁栏杆，老板特别强调铁栏杆镀锌后再做打磨光滑工序，保证用手摸上去不能有刺痛感。因为如果铁笼划伤猪的皮肤，猪就有被感染的风险，猪肉很可能无法通过独立丹麦食品部门的检验。

　　另外，从文化来看，中国历史上崇尚并信仰人的权威，认为人和神是可以同一的，是一种人性化的宗教。加之传统儒家哲学对权威和等级的崇拜与认可，使得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容易出现集权化。相反，在西方社会，宗教对人和神有着严格的区分，人即人，神即神，神之下人人平等的理念根深蒂固。这种文化使西方形成一种类似“多极”的社会，存在公民社会和中间力量对“国家”和“市场”的制约。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使西方国家的监管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也相对独立，上述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就容易得以避免。(作者是丹麦王国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