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强吗？》引起了中英两国民众对教育的广泛讨论，相互之间各有所得。几天前，连习近平主席也专门谈论起这奇妙的“化学反应”：英国民众认识到严师出高徒的积极效果，中国民众认识到张弛有度在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加了一句：中国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让他们多玩一玩。

　　是啊，玩，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是生物进化的礼物。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指出，玩耗费大量能量，经常陷人于危险之地，似乎也没有任何明显的重点、目的或功能，但智商最高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大象以及头型巨大的鸟类却都是最爱玩的。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跟乐于参与跟生存无关的玩大有关系。玩让孩子学会了如何解决争端，明白了制定和打破规则，了解到危险往往与新奇同在，认识到人生有时就是不公平的。

　　玩，本来并不是个问题，几乎不要成本，只需要空地上的一帮孩子。现在的成年人，小时候谁把玩当成个事儿了？广袤的乡村里，爬树掏鸟蛋、下河摸泥鳅都是寻常事，田里地里有啥吃啥、有啥玩啥；新兴的城镇中，工地沙堆上能挖陷阱，冬储菜帮子能做武器，直到吃饭时间，家长们才会集体扯着嗓子喊回家。

　　而现在，玩却成了大问题。孩子一放学，各上各的车，各回各的家，一头扎进房间开始学习，没有兄弟姐妹打打闹闹，跟家长也说不上多少话，甚至睡前能见到忙碌的爸爸已经不错了；城中空地几乎消失了，连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也被紧闭的单元楼所取代。要去亲近山野，得全家人下定决心才能成行。过去的那种玩，突然成了件成本挺高的事情。

　　玩所面临的危机是世界性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9年，孩子每周失去1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倍，而被动的参观式休闲娱乐时间增加了5倍。日本摄影师萩野矢庆记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东京街头拍摄儿童玩耍的照片，不得不在1996年放弃，因为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与笑声已经消失了。

　　世界性的问题，有世界性的原因。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但随着物质条件的进步，玩却被过度安排、过度编程了。规模和效率，工业文明的两大特点从工厂进入了学校，于是棒球、体操、夏令营等有组织有纪律的玩，取代了无目标无要求的玩。玩也要玩出模式、玩成建制，要有品牌引领、有服务体系支撑。某种程度上讲，玩的危机，就是工业文明的“有用”语境带来的副作用。

　　过分追求“有用”的用处，而忽视了“无用”的用处，是今天的成人需要反思的地方。最近一些年，我们一直把问题归结于教育，减负喊了多年，“虎妈”“狼爸”却越来越理直气壮，以至于教育部日前专门给家长印发了一份《意见》，要求切实消除不问孩子兴趣、盲目报班的现象，马上引起一众家长在网上集体诉苦。没错，孩子玩得少跟教育方式有关，但面对差异巨大的教育资源，面对简历只看“985”“211”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有几个家长能把时间交给“无用”的玩？

　　我们都应勇于承认，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整个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生物学家说得好，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有了接触现实世界的自主时间，孩子们一定能找到兴趣，形成自己的丰富品质。现在国家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钱可以拨，项目可以上，好的“创念”却不好找，只有兴趣，才可能带着人们与之不期而遇。

　　这，难道不是玩更大的“用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