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做了好事却陷入麻烦的事时有发生，社会公信力频频受损。“好人法”作为以法律助推道德建设的一种创新尝试，在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业已实施，并取得一定成效，相当于给公众注入一剂“强心针”。但处于起步阶段的“好人法”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方面。（12月21日《人民日报》）

　　9年前的“彭宇案”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众人瞩目的公共事件，其庭外和解和一番对道德滑坡的讨论声成了该案的结尾，却并不是终结。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的加速期，“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要是倒了就扶不起来了”的段子再次对社会发出道德的拷问。

　　路人倒地，他人该不该伸手相助？近年来，这一简单的命题令国人纠结不已。救吧，之前因救人引发的惨痛教训犹如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不救吧，有时候又不得不忍受良心的摧残和折磨。此等纠结背后折射出人心仍然是向善的，只不过在特定的环境下，在某些道德沦丧的案例映衬下，良知的站起仍需一些法律或正义来撑腰。

　　可喜的是，近期各地不断有“好人法”出台为好人善行托底。如前期，珠海市出台了《珠海经济特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意味着未来在发生扶人被“讹”事件时，警方有法可依，可以通过调查取证，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见义勇为人员的侵权人的刑事责任。7月24日，首次提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也规定，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的人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帮助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而正在酝酿中的上海《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重要内容之一则是明文规定了那些取得合格证书，以及具备急救技能市民的救助行为，受到法律保护，若造成损害，不承担责任。

　　以笔者理解，此时“好人法”的出现，应是一副扶起道德的拐杖。各地经验表明，在当今时代，要想让好人井喷，比单纯挽救道德、建立诚信、呼吁精神信仰更重要的是，法律要给好人提供做好事的法治土壤。当好人在用自己的善行义举为我们加固精神家园之时，法律更应该当仁不让地站出来，撑起好人的腰杆。

　　当然，出台“好人法”，尤其要注重与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一则，要培育“救人免责”的现实土壤。如在全社会普及一些常见的医疗急救知识，使普通人遇到病人时既敢勇于伸出援手，又懂得如何科学施救，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救人不当带来的不良后果。二则，亟需法律清晰界定职责。如“好人法”要明确规定，如果因救助产生纠纷，由被救助者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救者讹诈因追究法律责任，从而使救人者无后顾之忧。三则，要用激励机制激活向善之心。除立法保护救助人的权利外，在现实中，有必要对好人建立奖励机制，并成为制度常态，不但有助于激发善心，引领善念，还有利于社会上形成乐于助人的积极行动。